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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问的另一种状态 (序) 时东兵 多年前,上海诗群“东方魔块”曾在网上发起同题诗唱和的系列活动,其中就有“另一种天问”为题材的诗友唱和,参与同题诗创作的全国各地诗人之多,反响之热烈,场景之感人多年未见,著名诗人、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洛夫先生(人称“诗魔”)欣然响应,并兴致勃勃地称呼:让我们群魔乱舞吧!“秭归鸟轻盈的飞过/而我的脚步/却在汨罗江畔沉重/星星与我对视 沉浮中/天问依然回响在天地/……/漂泊的游子/即使变成泥土/中国梦已在心里种植”(《拥抱汨罗江》时子),《解放日报》劈出专栏刊发了一组我和各地诗人缅怀屈原的诗歌。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第一个伟大诗人。《楚辞》则是中国诗歌史上有作者姓名的第一部文人创作的诗歌总集。其中的《离骚》,是中国诗歌浪漫主义的源头。思想崇高,意象鲜活,意境高远,文采灿烂,为后世诗歌创作树立了典范。天问,遂成为一代又一代诗人上下求索、豪情壮志的感叹。诗歌是永恒的,如同人类在不断走向文明的路途上燃起的永恒的明灯。“只要人类在呼吸,眼睛看得见,我这诗就活着,使你的生命绵延”(莎士比亚)。 中国是诗的国度,自古以来强调诗化教育,孔子,堪称世界诗学的鼻祖。他认为,诗歌是教育三要素中的首要因素:“以诗为首,次礼,次乐”。主张诗言志,诗亦重情,关于诗的功用,他指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温柔敦厚,诗教也。德在孔子诗学评价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文采和音乐性在诗中是非常重要的元素。孔子诗教的重要内容,揭示了诗歌作品的审美作用和教育作用,也揭示了诗歌作品对社会生活的认识作用、批判作用。学《诗》即学知。《诗》包含了五花八门的知识,孔子毫不怀疑诗歌知识的可靠性,他曾情真意切地劝导弟子们学《诗》。子贡、子夏学《诗》有成,进入熟练用《诗》和论《诗》的阶段,成为匡济社会的有用之才。所以,对待诗的态度如何,不仅只是事关人的诗艺观,对诗的评价如何还会“旁及”人们学观和政见的形成,影响人们对社会和生活的思考。《另一种天问》诗歌读本作为《一江春水》的修订版,正是传承了诗化教育的传统。 在全球化进程中,我们不仅要直面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更要坚持文化自信、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全力打造“有灵魂”的本科教育,培养“有灵魂”的创新人才,已成为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的全球共识。2016—2017年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THE)世界大学排名第一的牛津大学认为,大学应提供博雅教育而非纯粹的职业训练,一直实施全面发展的教育,以培养个性全面、和谐发展的“全人”。在学问和教养之间,牛津始终将教养置于学问之前,强调学生应该首先成为有教养的人,其次才是有学问的人。剑桥大学也一贯重视理性训练和人格塑造,强调自由教育和知识本身的价值,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和主动探究,所以才有了东方诗人怀着一颗敬畏的心,不远万里来此求学,轻轻地来不带走一片云彩的美丽诗篇。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2017年全美大学排名第一的普林斯顿大学认为,教育是为不同的人生做准备,而非专业培训;“路透100”2016世界最具创新性大学排名第一的斯坦福大学,将人才培养目标确定为学习广博知识,培养多元能力。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大学应该永远以此为目标——学生离开学校时是一个和谐的人,而不仅是一个专家”。所以,你就能理解为什么哈佛最热门的选修课涵盖了烹饪、爱情、家庭心理学等关于人类学的基本问题。 多位院士呼吁现代教育应注重多元思维方式训练,艺术教育尤其是诗歌教育正是培养形象思维、激活想象力,继而开发创新思维的有效途径,如同量子卫星开创了量子通讯一样。“量子力学”的“波粒二象性”有三重内涵:“光既是波,也是粒子”;“光不是波,也不是粒子”;“光仅仅是光量子”。与经典世界不同,量子世界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经典世界及其思维强调机械、肯定、精确,而量子思维强调差异、可能、变幻,在新的科学探索中,我们需要量子思维。同理,在当代艺术(包括当代诗歌)的创作探索中,同样展现出精彩纷呈、变幻莫测的奇异世界,这与道家所说的“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有异曲同工之妙,再一次说明艺术和科学是相通的,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更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双眼睛,共同的核心就是人类的创造力。 科学发展与人类想象力密切关联。从宏观的星系到微观的基本粒子,没有想象力根本无法把握。伽利略是经典力学和实验物理的开拓者,他借助想象做的力学实验,成为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深化了对形象与抽象两种思维方式的认识,许多科学家、艺术家和教育家都认识到:人类理解科学需要艺术,理解艺术也需要科学,艺术与科学的整合,是未来人类思想发展的主流。著名心理学家罗杰·斯佩利对大脑两半球功能的研究表明,人的左右脑各有自身独立的意识序列,左脑掌管逻辑、分析性思维等;右脑掌管图形、想象、整体性思维等。我们的教育应避免片面使用左脑,而忽视右脑训练,避免过分强调记忆力、抽象思维能力的培养,而忽视想象力、创造力、形象思维能力、发散思维能力的培养,充分发挥艺术教育的巨大作用,使大脑思维运动处在左右两个半脑交汇沟通的、最佳的创新状态。 审美和求真是人类自在的天性,分科使科学和艺术异径而走,也分化了人类的心智,分化了审美和求知。于是,艺术在追求审美之中疏远了规律,科学在追求规律之中遮蔽了审美。艺术和科学都有一个共同的源头,这就是自然。可以说没有自然就没有一切。自然孕育了人类,发展了人类的理智,丰富了人类的情感。撩起它神秘面纱,看到简单、和谐、均衡……我们的心灵强烈震撼。科学与艺术“双叶图”中的根是自然。1953年,生物学家沃森和克里克创建DNA双螺旋结构理论,其他科学家很快表示理解和接受,这其中有审美因素的重要作用。一起工作的女科学家弗兰克林说她“接受这一事实:这一结构太漂亮了,以致不能不是真的”。英格兰著名数学家哈代同样深信:好的数学应该是美的。许多科学家都相信审美感觉能够引导他们达到真理,用于辨认真的理论的审美标准是存在的。 前不久,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三届中外诗歌散文创作论坛”,再次提出了历代诗人和读者共同询问的常提常新的话题:好诗究竟该怎么评判?在一个阅读碎片化的时代,已很难有关于文学的思考,作为全民文化事件被热议,但诗歌例外。从草根诗人余秀华一夜之间网红后,走过大半个中国,走进高等学府的殿堂,和大学生一起谈诗,到汪国真带着他优美的诗篇,边吟边唱地离世,引爆了一双双带着血丝的眼球,再次激发了人们读诗的热情。要回答清楚这个问题,就必须追根溯源,想想一代文豪苏轼的人生态度、诗学思想,直到今天依然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首先是苏轼那种独立、健全的人格。“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是他一生的浓缩写照。其次,是与天地融合在一起的自由心灵。他的代表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之所以被千古传诵,就在于它传达了一种宇宙人生的旷漠之感,那种对时间的永恒和生命的有限所发出的深沉的喟叹,那种超然旷达、淡泊宁静的心态,成为古代诗学的最高境界。第三,是苏轼对诗歌独特的把握世界方式的阐释。诗贵发现,诗人不写则已,要写就要求新求变,让诗歌有独自的神思,独自的风姿。再看看现代主义诗歌的鼻祖艾略特,他用无比深邃而又广阔的对人类生活的透视,以及非常奇妙的诗歌组织方式,用抒情、叙事、拼贴等各种方式把独立的东西组成一个整体。他的诗揭露了社会文明的衰落、道德的沦丧、信仰的丧失以及精神的颓废,诗人厌恶喧嚣与躁动的时代,他敏锐地觉察到世人百无聊赖、缺乏准则、行尸走肉般的生活,并加以揭露和批判。 蒋德均教授(文生)就是这样一位批判的旗手。他对于诗歌,可谓是如痴如醉。我和文生都在大学从事教育工作,把教书育人当做天职,他热爱荷马,自喻是荷马的后裔。诗人荷马是“希腊民族的教师”。诗人是最早的“知识分子”,他们对神意诠释,是神的代言人;他们辨察并卜解自然界中的变化,用以控制、掌握和规范族民的行为,因而是受人敬重的广义上的“哲学家”。荷马神赋论的核心内容,是诗人对女神缪斯的吁请。荷马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最醒目的篇首位置,用词简练但却十分到位地表述了对缪斯的依赖和崇敬之情。文生执着地迷恋缪斯女神,从不间断诗歌创作,给了我很大的鞭策,让我不敢有半点懈怠,自上海世博会相聚至今短短六年,我们已合出了三本诗集,今年初又催促我修订出版诗歌读本《另一种天问》,我们之间心有灵犀,是真正的神交。对于诗歌女神,我们有共同的艺术追求,有相同的审美情趣,更有对身外之物的名利泰然处之,以求心灵的宁静以及精神的释怀:“呼啸的汽车和闪动的霓虹灯/与静若止水的内心/构成了这个世界的动与静”(《神游》),当你面对“那寒光闪闪的刀锋/始终隐藏于生活的某个角落/人性的天坑/深不见底的黑洞/在刀锋出鞘的瞬间/一次又一次地抗争”(《生活的刀锋》)你发出了另一种天问的第一声呼喊:“我的出现只为寻找生命的本义/一个人的行走/一颗灵魂的安详/谁为今生的流浪提供能量/为了信仰/我选择站立 仰望”(《信仰》)。 柏拉图认为,第一流的是大诗人,是靠神灵凭附得到的灵感把永恒的理式表现出来。我们想象《诗人的耳朵》究竟听到了什么:“屈原一腔奔涌的热血/在五月的汨罗江中/杜甫一间漏雨的茅舍/在十月的淫雨秋风里/关汉卿一曲含冤的白练……”。看看诗人眼里的《风景》:“佛在天庭独自闭目养神/掐指一算芸芸众生的欲念/拈花一笑/一道闪电便劈开凡间与天庭的界限/经轮转动 护法三千世界/喧嚣归于寂然/”。再听听诗人将会给读者带来什么样的《梦境》:“看见一只大鸟展翅于苍穹之下/那翼动的气流旋转于红尘之外/帮我卸下经年累月的欲念/让生命的扭结自然打开”。这样一位天马行空的诗人,照常享受着天伦之乐的日常生活,同样充满着儿女情长的情怀:“以象形文字的方式/演示生命的奥秘/倾听 是天籁之音/想起 是甜美之忆/一粒清晨的露珠/一颗含苞的花蕾/你的笑声与哭声/让我再次回到童年”(《致女儿可可的诗》)。 我和诗人程林是在多年前上海作家协会举办活动时认识的,当时就觉得我们有缘分,果然他也是来自于江苏农村我的故乡。他很早就来上海打拼,凭着自己的勤奋和智慧,现已是上海一家著名国企的高管。他曾经是出租车司机,跑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对遗落在犄角旮旯的久闻趣事如数家珍,俨然成了地道的“上海人”。即使是上海本地人,也很少有人知道大东门朱家弄:“朱家弄离外滩很近/来为朱家弄规划明天的小车一辆接一辆/……/终于被上海地图抹去了/像一个医生切掉了一段毫无用处的城市盲肠”,诗人见证并记录下了一个城市变迁的轨迹,带着难以割舍的情怀,却无法忘却深藏记忆的往事。从《收旧报纸的老人》中,让读者感受到了上海乃至中国变迁的重大题材:“他根本没有留意那些粗大的标题/曾经是多么让人激动/甚至疯狂/……/把那些轰动的事件/和风光的人物/挂在秤钩上,拎起来/告诉我:价格一样,一斤四毛五/然后满脸扭曲地被困好/扔进了蛇皮袋”,真是掌上乾坤,一首小诗足见一个大时代。华兹华斯曾明确表示,诗歌应面向人民群众,而不应该是封建贵族消遣解闷的工具或一部分文人雅士的专利。诗人应致力于表现生活中最普通的人物与事件,而“平凡的事物应通过不寻常的方式加以表现,尤其是在创作过程中,要使这些事件和情景变得生动有趣”,程林正是这样做的。 黑格尔认为,最杰出的艺术本领就是想象,想象是创造性的。程林从最底层的角度着眼,细腻地观察、深度地挖掘,大胆想象,用以小见大、以虚带实的艺术手法,创作出既有深刻而丰富的内涵,又有读者喜闻乐见形式的诗歌。时尚的都市,必定有她浪漫的风姿:“那些妖艳的女郎/身上披一小片夜色/却把所有星光都裸露出来/高跟鞋上摇晃的面孔/和庞德的那根树枝上/湿漉漉的花瓣多么相似”(《衡山路酒吧》)。而诗人程林并没有迷失在灯红酒绿、名利喧嚣之中:“我爬得再高/也望不到自己的家乡/当高楼与大厦之间/呼啸的风告诉我/春天来了/村口的树又绿了/孩子就站在那棵老槐树下”(《云中漫步》)。 我与张犀剑法官(网名,风雨如磐)是在诗歌报网站相识的,之前,我们的人生经历没有任何交叉,是诗歌把我们联系了起来。之后,我邀他来我的诗歌美学课堂与大学生交流,才有了面对面的沟通。他的诗和他山东汉子直来直去的性格大不相同,也和他严谨的逻辑思维的法官身份大相径庭,读他的诗,如同走进“象征的森林”,你很容易迷失方向。他的诗歌创作深受现代主义诗人的影响,在表现方法上,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发展了瑞典神秘主义哲学家斯威登堡的“对应论”,认为整个宇宙是一座“象征的森林”,它同个人的内心世界之间存在着隐秘的相互关系,诗人的任务就是读懂这部“象形文字的字典”,把这种关系揭示给世人;为此,诗歌不应该满足于摹仿自然,状物写景,而应该深入内心世界,借助暗示,把个人幻觉(据说这是物我双方息息相通的体现)“翻译”出来。《恶之花》,便是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诞生的一个标志。看看犀剑兄的《背景》究竟为读者展示出什么样的图景,其中又蕴含了诗人怎样的思考:“我在进入那座富丽堂皇的宫殿时与默立/一旁的你相遇,那一刻你明亮的孤寂/以莫名感伤刺穿我平宁心绪,我依稀看到自己/迷蒙的旅程以及旅程中未卜的风雨”,诗人不经意间把你拉入了诗中,此刻,你还不明白孤寂为何是明亮的,还弄不懂诗人莫名的感伤,更不清楚旅程中未卜的风雨,这些都没有关系。既然结缘和诗人有一段同路,那就风雨同行吧:“你让我想到我将经历长途跋涉到达的/那个终点,那对我的浸侵有多少来自旅程中的/欢快或痛楚?我最终的寻觅也许只是寻觅/并没有一个真实明朗的结局”,一路相伴经历多少欢快或痛楚,一些飞扬的泪水,还有那灿烂的笑容,你究竟想要寻觅什么呢?“当黎明最终降临而黑夜未被驱除,我知道/我已无法撩开白昼的面纱进入已经远去的最初”读到此,你才能真正领悟到人生的哲思:我们出发得太久了,以至于我们忘了该去往哪里。 和诗人、小说家陈仓认识,是在多年前诗坛的一次活动,虽初次相见,但还是觉得老友久别重逢,我和他的生活经历一定有重合的部分,不出所料他来自于陕西,身上由里而外透露出黄土地的气息,是我这辈子都无法淡去的记忆。我随母亲支援西北建设,在咸阳生活三年,那里的小学同学和老师,那里曾经发生的事情都历历在目,就连儿时吃的窝窝头、饸饹面,至今都还想再尝尝。他的诗如同他人一样,出自于深厚积淀的黄土地,那样的朴素自然:“昔日放羊在山上/如今放羊在体内/……/环顾四周,放羊的陈仓/变成了唯一幸存下来的羊”(《陈仓放羊》),“大音希声”,诗人深得简约美、深沉美、自然美之道,领悟老子的真谛,从充满人间气息的自然之道出发,反对雕琢,反对华美,推崇自然朴素的美,一种自然恬淡的美。陈仓是幸运的,但他的幸运来自于辛勤的劳动,来自于黄土带给他的能量,来自于生活的磨难,任何文学艺术创作都源于此。鲁迅认为文学起源于劳动,这也是人类诗歌产生的共同规律。 陈仓的诗如他的笔名,仓,储也,藏也。亦如大自然,形象包罗万象,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却又隐藏了无穷多的奥秘,庄子则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我们来听他的《天问》:“父亲站在什么地方/太阳就变成什么样子/父亲望着哪儿/哪儿就是太阳的颜色/……/父亲一遍遍考我/这里的太阳像什么呢?/我一直憋到天黑以后”,太阳像什么?答案藏得好!而且憋到天黑以后,把读者的思绪引向深处,留给历史回答。此时想起另一首诗:“耶和华啊,我的灯,/耶和华必照明我的黑暗”,不是用来诠释,而是引发联想,这就是好诗的魅力!陈仓的魅力远不止于此,他是深藏玄机的高手。他一定在暗渡着什么?果然不出所料,他的小说《父亲进城》一炮打响,接着又是《女儿进城》轰动文坛,是否还有更出彩的出城系列横空出世,值得广大读者期待! 柏拉图一直在提醒世人:“什么是美,请你想一想。” 现代派先驱、美国诗人爱伦·坡认为,诗的目的是“灵魂升华”,这是一种神秘的属于“彼岸”的“神圣美”,诗人为达到此种美妙的境界,必须凭“静观”“瞑想”,把握瞬间的感受,并努力讲究韵律、节奏、音乐性、形式美和暗示性。看《一梦如是》(徐春芳):“池塘里灼灼燃烧着红莲/所有的牵挂,捧出爱的灯盏/岁月修饰过的梦,在江南/在梧桐雨下面,诉说难得圆满/……/人生历程,最寻常天涯咫尺间/顿悟的,是美昙花一现/开眼敛眉,一杯清水也可如春茶浓酽 ”。而现代主义认为文学是自我表现,不主张反映现实;但实际上许多现代派作品也不能不反映现实,不过是从独特的角度,用独特的方法扭曲地反映现代社会的现实。现代派的作品像是哈哈镜,反映出来的东西自然是扭曲的,更何况被反映的是一个混乱、颠倒、荒唐的社会。看张岩松的诗《关于婀娜挪步的浅谈》:“世界是婀娜多姿的营地/一个污痕/在修葺的新路上显现/身影有些变形/……/想出这个筐里或那个手提袋/在称为“城”的私人院落/败露警句式的动作/写下许多淡墨的女人”。 审美的标准是主观的,但在柏拉图看来,人的主观见解必须揭示真理,换言之,必须符合深层次上的客观现实。作为审美主体,人必须切实把握审美对象的内情外貌,必须掌握蕴藏在审视对象内部的原则和由这些原则定导的运作规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审美又是客观的;它似乎告诉人们,审美活动的成功与否,最终决定于审视者是否对审美对象有真切、透彻的了解。听才俊徐俊国的《蜜 蜂》是如何告诉我们,审美的标准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一群蜜蜂围着我嗡嗡不停/回屋读王维、陶渊明和加里·史奈德/它们落满书页/密密麻麻遮住了我喜爱的诗句/……/我忽然记起/今早去桃花涧坐禅/不小心把花粉吸进了身体/蜜蜂们如此不舍地追我/是想从我这里/找回那种叫蜜的东西”。这使我想起了兰波:“真正的诗人必须是通灵者”。 在象征主义者看来,艺术让人联想到永恒的存在,而在现实主义者看来,艺术是反映生活的镜子。卢卡契认为艺术是功利的,杜威则视艺术为“经验”。根据马丁·海德格尔的成熟观点,艺术是“物”,有“物性”。我们一起来仰望汗漫的《星空》:“我将在伊犁消失、在尘世消失——/移居天空,重现于新月、繁星之间?/醉醺醺的脚印像云朵,我将以雨滴的形式,还乡?/……/没有人发现我从天空回来/没有人看出我内心发生了什么/但葡萄园和薰衣草知道”。此刻,我想起了俄国象征派诗人索洛古勃的诗:“我就是神秘世界的上帝,/全世界都在我的幻想里。” 玄奘向印度取经,带来了印度的佛教文化,对中国诗歌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不仅促进了中国文字四声的形成,而且促进了中国诗歌意境论的诞生,王昌龄便是中国诗歌意境论的首创者。龚璇的诗充分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唐诗意境美的营养,让我们走进他营造的《杏花村》:“始于唐朝,杏花村的好酒/从杜牧的诗意中/遥指光丫的牧童,牛背上的笛音/……/杏花林里,不见芳心应允/六朝长廊/谁看得见诗杰的豪气/谁也道不明/哪种滋味,为一种缺憾而生/或许,天才的杜牧/早知道世间的隐情” 真正好的诗歌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正如别林斯基所说:“在所有的批评家中,最伟大、最正确、最天才的批评家乃是时间”。 在本书收入诗作的诗人中,我和中村认识得最早。他来自于安徽一个叫孙庄的农村,他打着赤脚赶去报考艺术学校,此事已在他心里埋下了一颗艺术的种子,一旦有机会就能开花结果。他很早来沪打拼,一直干到国企老总,公司上市,可谓光宗耀祖。可他血脉里流淌的艺术元素汹涌澎湃,老天有眼,终于机缘巧合,被同济大学著名教授(也是姓孙的)孙周兴收入门下,成为同济第一位美学博士,现在中国美术顶尖学府中国美院做博士后。中村是一个创造奇迹的人,堪比小说中的传奇人物,而且真实可信。只要数月不见,当刮目相看,此言不虚。他已从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一转身塑造成大学的学者,他的诗艺术地展现了一个奋斗者的艰辛足迹,他的画不久就会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每次来我的诗歌美学课堂,都成为大学生追逐的目标、学习的样板。他之所以屡屡获得成功,源自于他坚忍不拔的精神及谦虚恭敬的态度:“石头低着头试探着大地的温度/请记住,会有一颗星星亮着/在远方,在车轮压过的地方站着”。 歌德在诗剧《浮士德》中说:“这世界我已经洞察了,我不再有超越尘世成为神的欲念。”“这世界对追求理想的人并不沉默。”“我要坚定生活在尘世间。”我曾不止一次地参加过他的作品展览和研讨,他至今仍保存着那份朴实,凡和他接近的人自然有一份踏实感,虽然他艺术上的主攻方向是当代艺术,但也离不开现实的土壤。亚里斯多德认为,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诗人不应该按照“事情本身是怎样发生的”理解创作,而是要有所提炼,有所创作,而是要有所创造,根据立意的要求决定事态发展的走向,规定“应有”的冲突和情节的必然结局。所以,诗人和艺术家不必拘泥于完全真实地模仿现实。诗的美好体现在它所描述的行动,在于它用艺术的手段集中和概括地展示了美好生活的追求和自身局限的挑战。“我不是神也居住在空中的房间/我想归还上次从大地偷来的种子/却发现它在另一张纸上/虚构的玉米田中发出了芽”(《一块虚构的玉米田》),他创作精力充沛,是因为他对生活的热恋:“桃花,有一枝始终不落/四季被它铸成风雨雷电/我对着镜子/举办一场没有新娘的婚礼”(《尘世是我美丽的天堂》)。中村和我一样,心灵深处割不断的乡村情结,他的艺名有个“村”,我本名叫“春平”,迷恋春天和平的土地,只因年少轻狂,又深受狂躁年代的影响,擅自改名,遂以笔名“时子”纠正。光怪陆离的城市何处寻得,让精神片刻安宁的地方:“楼的影子中我的生活可以省略/仅是在抒写一个青年在场的行为/时间是最短的生命 却满脸沧桑/我 向城中晚归的人和早飞的鸟致敬”(《存在·在城之六》)。在中村和我的心里,乡村是精神皈依的家乡,无论你走得有多远,头顶的光环有多强,总是觉得一无所有:“我是村前河边游走的那只蝌蚪/喝着这条河的水一路奔跑/自从来到城市/田野中就少了一只青蛙”(《故乡之六·孙庄帖》),我也常常牵挂着祖辈的故乡:“两座村庄/都在春暖花开/海子在怀宁/时子的村庄/在瘦西湖旁”(《时子村庄》)。 2016年10月15日,由中国文化院、北京三智文化书院共同主办的首届“人类智慧与共同命运——中国阳明心学高峰论坛”在京举行,开展“阳明心学总论”、“知行合一”、“致良知”、“阳明心学与当代价值体系”四大环节分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发表主旨演讲。阳明心学的作用,就在于它是治疗今天社会顽症的一剂良药。诗教更是人们心灵皈依的一帖良方。 写于北岳恒山 (大学博雅教育·诗歌读本《另一种天问》 时东兵 陈忠强主编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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