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白云推荐： 郭金牛，刘郎，霍竹山，朱妍，白公智，周庆荣，王国平，尹俊

陕西老白

宫白云推荐：
郭金牛，刘郎，霍竹山，朱妍，白公智，周庆荣，王国平，尹俊



郭金牛是个懂得语言和存在有着血亲关系的诗人，他的诗是存在这个“祖先”一次次繁殖复活的过程。他从洞悉身边日常的现象出发，从而洞悉了现实乃至时代的本质。他以诗的感召力与警示呼唤为支撑，以冷静的态度犀利的刀锋划开时代腐烂的毒瘤，揭示出病源的真相。在解构了“个体”的同时把“整体”也解构了。他对散点透视和小说的叙述手法等的纯熟运用，使他的诗歌具有了多重结构与多元化的特征。这些带有他个人DNA特征的诗歌，在读者的咀嚼中获得了无穷尽的化身，并让我们熟悉与感知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诗人——郭金牛。



刘郎的诗歌是与日常生活、生存现实、个人情感彼此介入和渗透的关系，呈现出个我精神的挣扎与心灵的诉求，这种将形而上与形而下扭结一体的诗写潜藏着诗人对诗歌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理解度与对现实生活所具有的认知、领悟与洞察，当然其中的困惑、抗拒、批判等等都饱含了诸多心酸的滋味。他用诗歌的语言进行生活的叙事，在异乡人和本土人的角色转换中，寄托一种寻根意识或者乡愁，而语言的自足之境则是他理想的诗歌图景。

他的一首《多余》曾经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它体现了一个90后背土离乡在外打拼的现实心态与苦涩心境，从侧面发映出现实社会竞争的激烈对人心的蚕噬，一篇很深刻的现实主义力作。我在读这首诗的时候不知从哪里生出来的感觉，忽然有看毕加索版画的感觉，毕加索可以把一个人物做成无数个作品，这首《多余》的情况也大致相同，在复杂的现实面前，诗人渴望社会回归一种简单，渴望自我回归一种简单，当诗人从“夜色”，“星星”，“窗外的树”中看到自然万物简单的存在，却骤然发现那个最初简单的自己已荡然无存，这个简单的自己什么时候丢失了呢？于是诗人把自己分成无数个自己一步步返程，竟然发现无论哪个自己都是“多余”，更甚的是他的这种想回归简单的愿望相对于残酷的现实来说也只不过是“多余”，诗人回不到自然中的简单存在，也回不到自我，焦虑中生出的恨意他发现也不过是“多余”，这是最让人悲哀的地方。

这首诗表面的平淡中具有一种强烈的现实意识，平静中却让我们时时能感受到这首诗背后的焦灼。总体来看，诗人切入当下的方式异常的巧妙，利用自然存在的简单惯性牵引出内心的喻指与多方位的社会指向，在简单中释放出“多余”，让“多余”这个词承担了可以触摸、可以体察、可以冷暖的现实重量，以此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意指效果，让一种悲哀的讽刺无处不在。



霍竹山是一个底蕴深厚、宽容澄明的诗人，置身于嬗变的年代，他始终保持着乡村般的朴实与山水般的清澈，他明朗的笑容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天空的明净，他的诗歌也保持了这种明澈的本质和地域的特色，清楚地出示了传统“信天游”与新诗的双重特征，表达诚实，有种潜移默化的力量。他的诗歌写的都很放松，有天人合一的和谐与歌谣的特质。就如他的《白于山》、《问答》、《在簸箕湾》等，在诗艺与质地上都达到了一定境界。诗歌只有放松了去写，才能进入一种高妙之境。而霍诗不仅写得放松，而且新颖深刻。好的诗歌创作，除了情感的饱满，落于具体的实处无疑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这些诗性的元素在霍竹山的诗中从来都不缺乏，他信手拈来，“历史很近，像是谁家窑洞里都可端上来/古代的粗瓷碟碗”（《白于山》）；“三五成群觅食的麻雀最懂得生存哲学/与几个玩捉迷藏游戏的孩子/让村庄动了一下/又动了一下”（《白于山》）；“后沟里有一眼泉水/早晨和黄昏/驮水的毛驴听着对面的铃铛让路”（《在簸箕湾》）。这些极为恰切的指认与夯实的细节特征，构成了霍诗最为独特的风格元素。



朱妍是八零后女诗人中的佼佼者，只是她从未显山露水直接出场在喧嚣的诗坛，但她一直都在，很少被人察觉，她不动声色地穿行来去，置身于诗歌的海洋，这种把自己置身事外安静写作的特质让我肃然起敬。对于朱妍来说，发现并选出自己心目中的好诗也许比她自己创作出一首好诗更让她欢欣，这是一个好编辑应有的素质与责任。她已习惯保持静静的呼吸，她的诗歌也保持了这种可贵的特质，真诚、不虚伪，字里行间积聚了深切的情感力量。这里的10首诗，写出了一个母亲在对自己孩子的孕育、哺育、培养、成长过程中的全部渴望、疼痛、期待、呵护与挚爱之情，母爱是人性中最伟大的情感，朱妍诗中的情感不是赤裸的，而是伴随着自身生动的感觉，是与日常生活的彼此介入和渗透，诗人以自身细微的生命，为母爱赋形，而生命同时又使感性的母爱升华，形成了生命与爱的血脉融合。每首诗都浸透着一种在生活经验中摸爬滚打的滋味。这种从生活经验中触发情感，从情感中去凝结深爱的诗写，直接就抵达了一种母性的至高境界。我始终认为，诗与诗人内心的情感或者说心灵是不可分割的，那些跳出生活之外靠虚幻的想象制造出的诗歌是没有生命力的，再曼妙也只是一个姿态而已，没有实际的意义与价值。好的诗歌就应该像朱妍这些诗，在生活之内，在人性之内，去亲近情感、理解内心，感觉那些存在，写出它们和自己生命相重叠的部分，我想，这就是诗歌的意义所在吧。





白公智为人谦逊低调，有自己独特的处世哲学与人生观，就如他在诗中所说“此生已无力兼济天下，就一定要青竹般独善其身”。他给我的感觉是具有丰富的人生经验与深厚的生活积淀，这些都体现在他的诗歌之中。他的诗是生活之诗，来自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他脚踩泥土，把泥土的本质与力量置入诗中。这样的诗写最忌结构的平庸和概念化的叙述与程序化的套路，而白公智却总能出奇制胜，不仅让诗情之树结结实实地从他脚下的土地上生长出来，而且还会让它们枝繁茂盛开花结果。这些都是极考验诗人的功力，而白公智表现的不动声色，高手都是如此，我读他的诗总会百感交集，不由自主地便进入他的诗境之中。他的诗包含了他对生活的热爱、世俗的理想、人生的价值与崇高的人性等，他有机地把它们熔于一炉，如此平常，却令人难忘。他的技巧是隐藏不见的，他所用的诗语我们都非常熟悉，看似平常，但结合起来就感觉非同一般。如他的一首《满岁》，你不得不叹服他是一个结构的巧匠，他大胆地以直白的并列式铺陈设计完成了这首关于人的命运选择的七行诗，典型的小场景，大寓意。首先诗人有意把“我”缩小，甚至缩小到“命运”本身，接着在白描中提纯这首诗的主旨：“我不下手，谁也看不透我的命运”，其实“看不透”并不等于命运不存在，命运就在那里，下不下手都不会有任何改变。命运是由先天与后天的诸多因素决定的，而不是由“葱，算盘，钢笔，种子，人民币”来决定的。诗歌从司空见惯的习俗与“我”的特立独行的两个角度不露声色地对所谓的“命运”进行了讽喻。特别结尾出乎意料的一笔使之前所有平庸的铺垫不平凡起来，不仅挽救了全诗也让这首“满岁”立刻有了生机。这种巧妙的结构在他的诗中比比皆是，而且他的衔接技术也十分高超，说天衣无缝也不为过，如《故乡》、《遇见》等。



周庆荣在我印象里是位启示性诗人，是文学创作的集大成者，诗歌、散文、评论、随笔，样样精湛，尤以散文诗为诗界皆知，他是散文诗的一座高峰，他自称自己是个“有理想的人”。在物质主义的时代，“有理想的人”比古遗址还难寻，能在众声喧哗中坚守自己的理想，为诗歌保留着良知和尊严，尤为可贵加珍贵。我特别喜欢读他的散文诗，有“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的味道，一切自然本然地呈现。与他的散文诗相比，他的诗歌创作数量相对少一些，特别是短诗。我尤其喜欢他的一首短诗《圣地阳光》。一出现在我的视线里立刻抓住了我的眼球，它让我陷入了一个巨大的精神场域之中，是什么让一个人身处黑暗却不惧黑暗，而在“圣洁的高地”面对大片的光明却不知所措，它背后强烈的反讽与精神的反省为灵魂争得了被救赎的时机。每个人都有内心的“黑暗”，在黑里看不到黑，而在“圣地阳光”下，一切灰暗的东西无处可逃，它让我们领略了“圣地阳光”神圣广大透明的伟力，这首诗是对心灵施予的一次透视与净化，适用于每个人，许多时候，我们都需要这样的“圣地阳光”来照一照自己的内心与灵魂。这也是这首诗的意义所在。



王国平是位可以将大海凝成一滴泪的诗人，这种感觉我在他的诗中反复印证。他懂得如何缩小自己进入万事万物，获取静水流深的力量。他的状态是从容舒缓、不动声色的，他有足够的耐心坐等心灵的反应，写出与心灵同频的诗行。我特别欣赏他诗歌的灵视感与透视力，他可以一边在巴别塔的塔尖上造塔，一边在示拿地仰望彩虹，以语言最内里的脉动来显现诗歌的和谐与美质。



尹俊的诗不是那种抒情的给人唯美与抚慰的诗，他是用现实那尖锐细小的真相之剑去拨动着世人麻木的神经与感觉的诗人，但他又绝不是只停留于表现某些现象，他很善于挖掘那些内部的真理，平实的句子深藏着锋刃，有种洞明世事真相的透彻和哲思性。在他的诗中虽然没有那种条分缕析的精细，但却处处透着诗人明敏的感觉，使人感到他思维的开阔与内存的深度。他很容易把一些复杂的含意轻松地塞进浅白的诗句中，这是一种难度与功力，而诗人正把它们逐渐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