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20世纪诗歌流变考察及21世纪诗歌版图之预测

诗酒自娱

  【作者告白】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谈这个大题目，显得有些自不量力。而且把整个诗歌放在一起来谈，就更增加了难度。但是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有过较多的思考,也就姑妄言之吧。以世纪为一个时段予以考察，是文学史研究的新发展。打破了种种旧的分期界线，便于从总体的、发展的眼光来考量研究对象。本文就试图将诗词与新诗同时纳入视野，一并梳理20世纪中国诗歌发展的脉络，从而对21世纪中国诗歌的走向作出预测。这当然是一种尝试，甚至是一次冒险，野人献芹，仅供方家参考，高人指点而已。

一、世纪之初的诗界革命

明清时期，诗歌呈现衰落趋势,有识者早已表示不满,并力图改变。同治七年(1868)，黄遵宪作《杂感》诗,批判沉溺于故纸,以剽盗为创作的俗儒，表示要“我手写我口”。光绪十七年(1891)，他在《人境庐诗草序》中主张表现“古人未有之物,未达之境”,提出了推陈出新的一整套纲领。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更直接称自己的创作为“新派诗”。可以说，“诗界革命”发端于黄氏。
　　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逃亡国外，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宣传,推进文学改良,“诗界革命”成为其中一个重要方面。他在《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刊物上开辟专栏，发表谭嗣同、唐才常、康有为、黄遵宪、蒋智由、丘逢甲、夏曾佑等人的作品，又自撰《饮冰室诗话》，阐发理论观点，大力表扬黄遵宪等新派诗人，诗界革命于是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声势。
　　后期诗界革命要求“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梁启超说：“欲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又说：“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他总结前期诗界革命的缺点，将“新意境”放在第一位，这就纠正了形式主义偏颇。 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文化的传播，扩大了人们的视野。诗界革命的作者都不同程度地要求取法西方。梁启超表示要“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诗料。”康有为也说：“新世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这些意见反映了新派诗人追求新思想、新事物的努力。
　　诗界革命冲击了长期统治诗坛的拟古主义、形式主义倾向，要求作家努力反映新的时代和新的思想，部分新体诗语言趋于通俗，不受旧体格律束缚，这些在当时都起了解放诗歌表现力的作用。但是，梁启超等强调保持旧风格，这就又束缚了手脚，使得它只是旧瓶装新酒，在中国古典诗歌的改革上虽有前进，却步伐不大。

二、新诗的产生

新诗，是指五四运动前后产生的、有别于古典诗歌的、以白话作为基本语言手段的诗歌体裁。
　　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诗歌（包括诗、赋、词、曲等）曾取得很高的成就。但到了近代，古典诗歌的创作逐渐走向僵化，“滥调套语”充斥，“无病呻吟”的倾向相当普遍，古典诗歌所使用的词汇与现代口语严重脱节，它在形式上（包括章法句式、对仗用典以及平仄韵律上）的种种严格限制，对诗歌表现不断变化而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表达人们真实的思想感情，造成极大的束缚。过去，中国诗歌的发展，总是以一种新形式的出现为契机，注入新的活力，增强其表现能力。而到元代为止，诗的形式似已穷尽，创新之途已经走到了尽头。

在这样的情势下，诗歌革命成了“五四”新文学运动最先开始的、也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新诗草创阶段的努力，以废除旧体诗形式上的束缚，主张白话俗语入诗，以表现诗人的真情实感为主要内容。因此，当时也称新诗为“白话诗”“白话韵文”“国语的韵文”（钱玄同《〈尝试集〉序》、胡适《谈新诗》、康白情《新诗底我见》）。1917年2月，《新青年》2卷6号刊出胡适的白话诗8首。如果说，这还只是一种“解放”了的旧体诗，那么，1918年1月《新青年》第四期第一号在采用白话和新式标点的同时，发表9首白话诗，则可以视为新诗的诞生。紧接着，1920年胡适出版了第一本新诗集《尝试集》，而最早从思想艺术上显示一种崭新面貌，并为新诗地位的确定做出重大贡献，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诗集，当数郭沫若次年出版的的《女神》。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大家习焉不察，其实并不科学：新诗就是白话诗。其实二者并不能完全等同，因为白话诗古已有之，如唐代的王梵志就被称为“白话诗人” 。《红楼梦》中的薛蟠、《水浒传》里的白胜也都是“白话诗人” 。这样说才准确：新诗是打破了五七言传统句式的现代白话诗。

此后，新诗便成为中国诗坛的主流诗体，直到现在。

　　三、顽强生存的诗词

南社是辛亥革命前后著名的文学团体。社名取“操南音不忘其旧”之意。发起人为同盟会会员陈去病﹑高旭和柳亚子。1909年11月13日成立于苏州虎丘张国维祠（张公名国维，浙江东阳人，明末崇祯年间作为苏松巡抚，鲁王监国时代，以起兵抗虏殉节，以此作会场，寓意深远）。活动中心在上海。社员总数1180余人。1923年解体﹐以后又有新南社和南社湘集﹑闽集等组织。前后延续30余年。这是向被忽略的新诗诞生后仍与其并存的诗词组织。它的顽强存在说明，新诗并没有完全取代诗词，这是不以文学革命提倡者的意愿为转移的客观事实。

南社文学以诗歌为主﹐大体以辛亥革命为分界线。此前﹐主题多为批判清朝统治，倾诉爱国热情﹐呼唤民主﹐谴责专制﹐号召人们为祖国的独立富强而斗争﹐风格慷慨豪壮。此后﹐主题转为批判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抒发理想破灭的悲哀﹐斥责袁世凯的称帝丑剧﹐风格愤郁低沉﹐有些甚至流为靡靡之音。
　　南社建立期间﹐国粹主义思潮正在革命派内部流行﹐南社作家大都不同程度地接受过影响。他们要求光大民族文化﹐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但是﹐却不能正确处理继承与革新﹑吸收外来进步文化和发扬本民族优良传统之间的关系﹐笼统地号召保存国学。其结果﹐既不能继续推进改良派所倡导的文学改良运动﹐也不能扶掖在文学实践中所出现的新芽。“五四”时期﹐不少人成为白话文运动的反对者。
　　南社的主要作家有柳亚子﹑陈去病﹑高旭﹑苏曼殊﹑马君武﹑宁调元﹑周实﹑吴梅﹑黄节等。

    此外1922年1月梅光迪、胡先骕、吴宓等为其主要代表人物，共同创办了《学衡》杂志，不但继续写作和研究诗词，而且坚持使用文言，与新文化对峙。以前对学衡派的认识过于偏激，其实学衡派提倡学贯中西是要兼采中西文化之长，并不是复古倒退，相比起当时的新文化运动的激进分子一味提倡摒除传统文化，学习西方的做法，学衡派的观点反而是比较理性的。而且梅光迪、胡先驌、吴宓等人确实都是学贯中西的大家，他们的观点从现在看来应该是正确的。
　　三、早期新诗及其危机

回顾新诗历史，也曾有过一些优秀的诗人和作品。

“五四”初期，筚路蓝缕的元老们的开创之功当然不能抹杀，虽然艺术上乏善可陈，但是以思想的新锐走在时代的前列。如人性关怀、个性解放、追求自由、爱国情怀都是亮点，相应的作品是有其历史意义的，就不一一列举了。闻一多就撰文热情赞扬《女神》的时代精神，鲁迅亦曾为以汪静之为代表的湖畔诗派辩护。外国诗歌的消极影响，导致了自由诗的流行，埋下了“祸根” ；而小诗的盛行一时，产生了冰心的《繁星》、《秋水》，宗白华的《流云》，尚可一提（在世纪末又得到回响，与其遥相呼应）；十四行诗移植是一个好的开始，为日后的本土化打下了基础。赵元任开始的新韵的研究当时虽无大的影响，却也是一个宝贵的开端。

也许是新诗首倡者们始料不及的，新诗横空出世以后，固然气势磅礴，风行一时，却也遭到有力的抵抗；同时，由于其自身散文化严重，完全背离了悠久的民族诗歌传统，便遭到读众的厌弃。就连自己营垒中的战士也有掉首他去者，啧有烦言者。例如俞平伯就说，白话诗只有上面的白话而缺乏下面的诗；成仿吾说摧毁了旧的宫殿，却只剩残砖破瓦，没有建起新的大厦，王独清则斥之为“不伦不类的劣品” 。以文学研究会同人创办的历史上第一家诗刊《诗》月刊的停刊（1923年5月）为标志，新诗就跌入了低潮，进入了“寂寞 ” （张秀中）“中衰 ”（朱自清）的时期。

这时候，幸好有新月派应运而生，逆势而上，乃危机之救赎。这是新诗史上一个重要的流派，大体上以1927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自1926年春始，以北京的《晨报副刊?诗镌》为阵地，主要成员有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孙大雨、刘梦苇等；后期以《诗刊》为阵地，加入了陈梦家、邵洵美、卞之琳、林徽因等有生力量。他们不满于"五四"以后"自由诗人"忽视诗艺的作风，而提倡创建新的格律，主张"理性节制情感"，反对滥情主义和诗的散文化倾向，从理论到实践上对新诗的格律化进行了认真的探索，反映了有识之士的自省与自救。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中提出了著名的"三美"主张，即"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因此新月派又被称为"新格律诗派"。新月派纠正了早期新诗创作过于散文化弱点，也使新诗进入了自觉创造的时期。虽然新月派持续时就不长，很快就被风吹雨打去，但是作为格律体新诗的先驱，却奠定了理论探索的基础，留下一些足以传世的经典之作，在诗史上拥有不可动摇的地位。

四、民族危机催生了中国诗歌的高潮

    一般说“八年抗战” ，其实广义的抗战应自1931年的“九一八”事件开始。国家不幸诗家幸，果然不幸而言中：大敌当前，中国诗歌由新诗独领风骚，诗词遭到放逐的局面，转变为两个对立的诗歌阵线的互相容忍，甚至存在某种程度的交融，共同对敌的形势。二峰并峙，各展其能，同放异彩，共创辉煌。

在"列强环顾，瓜分豆剖"的日子里，新诗奋力擂出了战斗的鼓点，充作了保种卫国的刀枪，田间是著名的实例。田间因其响亮而沉重、简短而坚实的鼓点诗歌创作而被闻一多誉为"时代的鼓手"。艾青、臧克家也是那时候出现的二位大家。“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新诗随政治、军事中心的转移，先后形成了上海、武汉、广州、香港、昆明几大中心，而最后以战时陪都重庆为大本营，产生了繁荣局面。并且还兴起诗朗诵运动，一度确定了以屈原的忌日端午为诗人节。而不少优秀的抗战歌词由于插上了音乐的翅膀，得以广泛流传，深入人心，成为抗战诗歌的翘楚。其中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更成为中国的国歌，直到现在。

以胡风为代表和领袖的“七月派”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又有自己的出版阵地，所以团结了许多青年诗人，力量很强，影响很大。其代表人物为艾青、田间、绿原、阿垅、鲁藜、冀坊、天蓝、杜谷等，代表作有诗集《北方》、《给战斗者》、《童话》、《五弦琴》等。而在敌后抗日根据地，街头诗、枪杆诗也大行其时。延安是诗人集中之地，由“战歌社”、山脉文学社、路社等组织合并而成“延安新诗歌会” ，还先后出版了《路》、《新诗歌》等油印刊物。而在其他抗日根据地，也活跃着一些诗人，成立了“战地社” 、“铁流社” ，出版了《诗战线》、《诗建设》，汇合为“晋察冀诗派” ，方冰、魏巍、邵子南等是其代表，以《平原手记》名世的青年诗人陈辉，战死沙场，是一位殉国的烈士。

与此同时，在国难当头的危局中，擅长诗词的热血之士也同仇敌忾，以笔书愤，形成了竞写诗词的局面，作者阵营遍及各界，颇多要人，可谓名家辈出，佳作累累。抗战诗词的内容可以概括为：正面歌颂民族抗战图存，揭露日寇滔天罪行，鼓舞士气，坚定信心；与此相呼应的则是反映中国百姓的苦难生活，艰苦历程，战争带来的深巨创伤：离乡背井，颠沛流离，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正面战场的历次大战都在诗词中得到生动的描写，堪称“诗史” 。广东省丰顺县新近发现的抗日儒将吴逸志的抗战诗篇，是多次惨烈血战的生动现场实录，如《长沙会战大捷十首之一》：“千里长围战洞庭，声声鼙鼓耳边听。雄师荡尽胡尘秽，重见湖峰入眼青。”真是气壮山河，感天动地。抗战诗词的代表人物很多，不妨举出两位略作介绍：

    卢前，是抗战期间名头很响的学者、诗人。1905年3月2日生，1951年4月17日因肾脏病逝于南京大学医院。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曾先后受聘在金陵等多所大学讲授文学、戏剧。在抗战诗坛上，他以大量的曲作见重于时。兹举其《商调梧叶儿.募寒衣慰问信》为例：“单绵袄，一封书，寄到战场无？争执殳，作前驱。可忘了他们痛苦？”语言浅近，而情长意深。再如《仙侣游四门.劫后成都》：“停车夜宿锦官城，重向御街行。暗中空想楼台景，荒芜独心惊。腥！血债记分明。”记述成都遭到空袭后的一片惨象，声讨日寇罪行。

沈祖棻，为著名的宋词学者，自己也是杰出词人。她早年就读中央大学，师从著名词学家汪东先生。1932年春，“九.一八”事件不久，便以一首《浣溪沙》得到其师汪东先生激赏：“芳草年年记胜游，江山依旧豁吟眸。鼓鼙声里思悠悠。/三月莺花谁作赋？一天风雨独登楼。有斜阳处有春愁。”民族危机在这个涉世未深的少女笔下有如此微婉深刻的反映，由此得到了“沈斜阳”之雅号。其后的抗战诗词，因饱经离乱之苦，憔悴呻吟，以血泪凝成，饱含家国兴亡之感，竟被称许为“一千年无此作”。1944年的衡阳保卫战，十分惨烈，闻守土战士有来生相见之语，沈祖芬有感而作《一萼红》词，堪称抗战诗词绝唱。其上阕云：“乱笳鸣。叹衡阳雁去，惊认晚烽明。伊洛愁新，潇湘泪满，孤戍还失严城。忍凝想，残旗折戟，践巷陌，胡骑自纵横。浴血雄心，断肠芳字，相见来生。”

抗战期间，还出现了两个重要诗词组织：一是延安的怀安诗社，由一些老革命家和民主人士干部组成，参加者有朱德、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吴玉章、叶剑英、续范亭等，他们的吟咏由《解放日报》特辟“淮安诗选” 专栏发表。一是饮河诗社，抗战期间在重庆研究和创作旧体诗的文学团体，由章士钊、沈尹默、乔大壮、江庸等人发起,1940年成立。杜名取庄子“鼹鼠饮河,不过满腹”之句,借此针砭时弊。他们的作品多反映民众疾苦，抒写爱国情怀，在当时的报刊发表，产生较大影响。诗社团结了一些著名学者和社会名流，参加诗社的有俞平伯、朱自清、缪钺、叶圣陶、郭绍虞、陈铭枢、吴宓、黄杰、谢稚柳、黄稚荃、王季思、沙孟海、程千帆、沈祖菜、萧涤非、施蛰存、曹聚仁、叶恭绰、屈义林、陈寅恪、游国恩、谢无量等人，极一诗之盛。

完全可以这样说，若是把抗战题材的新诗和诗词各自精选一本，衡量一下，孰重孰轻，起码是难分轩轾。

抗战诗歌，包括新诗与诗词，是整个20世纪中国诗歌的高峰；抗战时期，是20世纪中国诗歌最为繁盛、辉煌的时期。

五、三十一年的停滞、倒退

这个“三十一年”是我提出来的一个奇怪的闻所未闻的时间概念，指抗战胜利后，内战开始的1946年直至“四人帮”垮台的1977年这段时间，中国诗歌经历了抗战期间的空前繁盛之后，进入了一个停滞以致倒退的阶段。

抗战之后，在4年内战中，就新诗而言，热闹一时的仅为上海诗坛，尚可称道的是，“五四”以后的外国象征派、现代派影响退潮之后，经“西南联大四星” （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续其脉络，扩大阵容，并适应中国“水土”在“十里洋场”上海终成气候，先后办起了《诗创造》、《中国新诗》，虽然当时就遭到打压，后来又长期埋没，但是最终以“九叶派” （增加了曹辛之、辛笛、陈敬容、唐祈、唐湜）扬名史册。除此之外，皆不足观也。当然，除所谓“九叶 ”

外，还有若干风格相近的诗人应该隶属于此派，如沙鸥、田地、方平、莫洛等。其他，值得称说着甚少。

然后就是习称的“十七年” 。在此期间，由于整个文艺被绑上政治战车，沦为“工具” 、奴仆，诗人不能充分发挥才情，自由“放声歌唱” ，新诗、诗词之总体成就不高，愈来愈得到共识。在由我执笔的《重庆20世纪新诗发展史》第五章中，把“十七年”的新诗概括为“赞歌”与“战歌” ，就全国“十七年”新诗而言，这样概括，想必也不错。那些赞歌，所赞对象，那些战歌，所斗目标，今天看来大都难以经受历史的检验。那么，这些“歌”呢，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也许，那些遭到摧残而凋谢，若干年后得以“重放的诗花”还有存留的价值。再有就是离政治远一点，侥幸免于夭折的“漏户 ” ，算是还有点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50年代，由何其芳发起，开展了一场关于诗歌形式的讨论，提出了建立现代格律诗的主张。虽然遭到挫折，但是其意义还是重大的，其影响也是深远的。

至于“十七年”的诗词，是被明显无误地判处了“死刑”的。当时，只有少数特权者可以写，可以发，而对于民众则成为“禁脔” ，至于青年后生之辈，那是“束缚思想，又不易学” 的老古董，还是远离的好。这已经不是倒退，而是被挤压，打击，至于失声，濒于灭绝了。倒是毛泽东诗词算是一枝独秀。

再往后，就是“文革”十年，连毛泽东到头来都要哀叹“没有诗歌” ，我辈夫复何言！

六、新诗与诗词的反向运动（上）

打倒“四人帮”以后，随着思想解放的进程，新诗一度恢复了生机活力，产生了两个卓有成就的群体：归来者诗群和“朦胧诗派” 。

“归来者”是特指在1949年以后被历次政治运动所迫害，和不合时宜而喑哑的诗人，其中最重要的是“右派” 诗人和“胡风派”诗人，他们可以开列一个长长的名单。他们欢呼新时期的到来，以历史的沉思和深沉的沧桑感动人心弦，形成一股浩浩荡荡的潮流，从而走在了社会生活的最前列。他们心灵的赤诚与真挚使诗歌绽放出了火焰的光芒。这无疑是一种再生，一些老诗人呼吁“诗歌必须讲真话”，以深挚强烈的情感与现代智慧写出了许多让人心灵震撼的诗篇。

艾青出版于1980年的《归来的歌》是一本优秀的诗集，这一诗歌派别亦由此得名。他还以饱满的热情和娴熟的艺术创作了《在浪尖上》、《在罗马的大斗技场》、《光的赞歌》等一大批力作，成为在晚年实现了新的飞跃的极少数诗人之一。绿原、牛汉、曾卓等“胡风分子”平反后也有一个创作丰收期。而多年“失声”的“九叶派”诗人们同样在恢复了歌唱权利以后，也参加了“归来者”的合唱。如果说艾青等人是“归来者”里老诗人的代表人物，公刘、邵燕祥、白桦则是“归来者”诗群里1950年代遭难的青年诗人中的佼佼者，也没有辜负这个终于到来的早春“解冻”时节。

与“归来者”们同时活跃于当时诗坛，并且产生很大影响的是一批青年诗人掀起的“新诗潮运动”。他们的锋芒直指“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在艺术手法上突破了标语口号式的呐喊，显得不那么容易理解，因之引起了一些诗坛老人的指摘，习惯性地被称为其实并不怎么贴切的“朦胧派” 。本来，是章明写了一篇文章，批评杜运燮的《秋》，指其“朦胧”难懂，遂引起一场争论，后来却被用于对于这群以北岛、舒婷为代表的青年诗人的派别“冠名” 。其实，这个群体是相当复杂的，朦胧也不是他们作品的普遍特征。例如舒婷的《致橡树》、骆耕野的《不满》就一点也不“朦胧” 。为他们辩护的三篇代表性文章都不约而同地含有“崛起”二字，其声势渐大，效尤者纷起。

在第三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上，吕进提出了“新来者”概念，即指新时期不属于朦胧诗派的年轻诗人，和起步也许较早，但是却是在新时期成名的诗人，可以开一大串名单，以及一连串代表作。过去向被忽视，如今算有了“归宿” 。吕进举出的两个个案详加介绍的是叶延冰和雷抒雁。

但是1980年代中期以还，以1985年《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现代主义诗歌联展”为标志，中国的新诗走上了歧途，在所谓“先锋”的道路上愈行愈远，直至当下。“联展”亮出的旗号达数十个之多，五花八门，莫名其妙。

   当今诗坛风流人物对西方资源的借鉴和学习实际上是对翻译的西方诗歌（翻译的质量在这里姑且不论）的拙劣模仿，并自以为是在进行"口语化"的探索。请看两首所谓“诗”中的句子："一岁断奶／二岁进托儿所／四岁上幼儿园／六岁成了文化人"，"穿短裤　穿汗衣　穿长裤　穿拖鞋　解手　挤牙膏　含水／喷水　洗脸　看镜子　抹润肤霜　梳头　换皮鞋"，后一段出自当下的某一位名诗人。在新诗的发展中出现了所谓"反文化"、"反逻辑"、"反语言"等冠冕堂皇的口号，试图以这些东西来为一些和诗八杆子打不着的所谓"实验"与"尝试"提供理论上的合法性，使现在新诗良莠难分，真伪莫辨，诗人和骗子的区分已属不易。诗成了大白话，作家李国文在一篇文章中干脆称为“大白水”。
　　由于新诗没有格律，诗和非诗之间没有确定的界限，这就可能为一些根本不知诗为何物的人，也提供了厕身诗坛的一席之地；非诗冠之以"先锋"、"前卫"、"革新"的旗号，就更是使人不知所云，在诗与非诗的泥沙俱下中，可能比真正的诗显得还要金光耀眼。撒尿也能入诗。这是名气很大的诗人李亚伟的《中文系》中的场面："中文系就这样流着／象亚伟撒在干土上的小便/它的波涛／随毕业时的被盖卷一叠叠地远去啦"，伊沙《车过黄河》："列车正经过黄河／我正在厕所小便……只一泡尿的工夫／黄河已经流远"。还有人自称“垃圾派” ，以此为荣。等而下之，还有“下半身”派，公然宣泄色欲，下流无耻！

从诗歌形式来看，否定格律，不讲规范，绝对自由，欲所欲为，确实始于“五四” 。从文学自身规律来讲，这种对本国诗歌在漫长历史上所凝聚而成的形式方面的高度成就，采取极端蔑视和全盘否定的态度，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后来特别是今天的事实证明，新诗的这种只有破坏性而不顾建设的行径，对于自身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灾难性影响。
　　1957年毛泽东在接见诗人臧克家、袁水拍时说，鲁迅的新体诗不流行，而旧体诗流行很广，因为旧体诗容易背诵记忆。他在一次会上毫不掩饰地表明：现在的新诗不能成形，没有人读，我反正不读新诗。明显地触及了新诗在艺术形式上的致命弱点。较之曾经高度成熟的中国古典诗歌，同时考虑到这些古典诗歌所铸就的我国诗歌爱好者的传统审美心理，我们必须承认，“迄无成功”不是危言耸听，新诗的确立足未稳，岌岌可危。

现在读新诗的人有多少？一个公认的事实是，现在的新诗（不是历史上的所有新诗）基本无人问津，已经成为最不受欢迎的文学体裁，除了新诗的作者和研究者（新诗是他们的饭碗）之外，没有什么人去碰这个不讨人喜欢的东西。书店的书架上鲜有新诗集出现。
　　西南师大教授代迅在他主持的中文系一年级大学生的一次课堂讨论中意外发现，有一个学生宿舍共六个人，都是诗歌爱好者，熄灯后谈诗是他们经常性的节目，但令人惊讶的是，六人中竟无人对现在的新诗表示好感，而是强烈地表示了他们的厌恶，这使他受到很大震动：原以为新诗创作已经整整一个世纪了，现在的新诗尽管受到大众冷落，但是善于接受新事物的大学生可能会喜欢，没想到在青年大学生中也没有相应的接受群体。连属于未来文化发展中坚力量的大学生群体甚至是中文系的大学生都不喜欢，就凭少数新诗工作者在那里捣腾，新诗将来还能够生存和发展吗？也许某些新诗工作者还是喜欢报喜不报忧，更愿意采取一种鸵鸟的态度，但是无论如何，该是到了正视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当然，他们可以为新诗辩护：商业化的时代，读者素质不高，庸俗的大众文化占据了广阔的文化市场，影视艺术的强劲冲击，等等。
　　这些理由都是强有力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辩证法的一个古老思想：外因只是条件，内因才是根据，在最理想的外在条件下，石头也孵化不出小鸡。新诗也是这样，我应该更多地从新诗自身来加以考虑，而不是简单地归咎于外在的东西。

幸而从1980年代起，一些诗界有识之士上承新月派道路，远接中国古代诗歌传统，在新诗的这种危难之时不计利钝得失，挺身而出，重举格律大旗，为创建中国的格律体新诗而开始努力，并集结力量。下面是吕进、梁笑梅主编的《20世纪新诗手册》（巴蜀书社出版）中“现代格律诗再起”词条：

20世纪50年代，何其芳曾经提倡现代格律诗，因为触犯政治禁区而流产。1978年12月，卞之琳先生在他的《雕虫纪历》序言中全面重申了对“白话新体格律诗”的观点。在纪念闻一多80生辰的长文中，又委婉地批评了当时诗歌创作“只要求自由”的倾向。与此呼应，新月派命运也发生了转折。其名誉的恢复，意味着格律体新诗命运的改变。新诗格律理论的研究与创作的试验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出现了一批诗人和理论家，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1982年2月15日，胡乔木在《人民日报》发表《诗六首》，1988年胡乔木的《格律体新诗集《人比月光更美丽》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此期间，丁芒、纪宇、邹绛、万龙生、黄淮、浪波、刁永泉、江若水都出版了带有探索意味的格律体新诗集或发表格律体新诗作品。这样的努力一直持续到新世纪，并且成果日益丰富，影响日益巨大。

七、新诗与诗词的反向运动（下）

前已言及，诗词在20世纪初的生存状态：一是试图革新，一是拥有组织，且力量不小，就是在“五四”以后很久，还在坚持活动。但是“五四”运动的狂风暴雨毕竟势不可当，使她一度被挤出历史舞台，不得不退居边缘。但是她的生命力之顽强实在叫人不能不惊叹不已！这不但表现在始终有一些“遗老遗少”坚守阵地，“负隅顽抗”，更表现在一些新文化阵营中的主帅骁将(如鲁迅、郭沫若、茅盾、朱自清、郁达夫、王统照、俞平伯等等等等)对之始终不能忘情，不肯放下那管古老的箫笛，甚至在他们之后还产生了一些新一代的诗词家，例如被誉为“当代李清照”的沈祖棻即为显例。而新诗人放弃新诗那时髦玩意儿，“勒马回缰写旧诗”者亦大有人在。也就是说，作为一股“暗流”。它从来不曾停止过涌动！

1940年代，当年南社的主帅柳亚子曾经预言，旧体诗的寿命最多还有50年。但是事实纠正了他的错误。本来，1949年以后，诗词在中国大陆命交华盖，只有少数人享有写作和发表诗词的特权，长此以往，确乎难乎为继。然而，1976年之后，在中国却平地起风雷，出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化现象：诗词之复兴呈燎原之势，遍及全国。诗词组织、报刊不胜枚举，诗词活动频繁开展，“诗词人口”大量增长，几可与长期居于“霸主”地位的新诗叫板，大有一较雌雄之概。目前，20世纪前期诗词界代表人物俱已作古，然而，又涌现出一些新的骨干力量，不可小觑。30年前，一些前辈眼中的“青年诗人”而今已经成为诗坛的中坚力量。这种态势，与新诗的日薄西山形成鲜明的对照。

这是大家亲见的事实，就不多说了。具有大家风范，足以遗泽后世的诗人在这里介绍两位：早已闻名的聂绀弩与最近发现的牟宜之。胡乔木在聂绀弩《散宜生诗》序言中这样评价：“希望一切旧体诗新体诗的爱好者不要忽略作者以热血和微笑留给我们的一株奇花——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诗史上独一无二的。”而李锐在《牟宜生诗》序言里则这样写道：“他的诗有如一座尚待开发的富矿，其艺术性、人民性、正义性品位极高。”虽然二位的主要作品并非写于这一时期，但是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成为难以估价的“出土文物” 。

在整个20世纪，诗词创作大多数时候都是僻处边缘，甚至遭受打压，连其生存的合法性都不具备。尽管如此，其成就仍然不可小觑。20世纪诗词是丰富的宝藏，有待发掘，有待研究，使之上升到民族的文化、精神遗产，留给后人。目前，这个问题开始引起注意，已经出现了少量成果。例如我手边有一本《20世纪诗词评注》（钱理群、袁本良编注，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收有300余位诗家的600多首作品，其中不乏佳篇。

当然，当代诗词创作问题尚多，现状不容乐观，但是就其整体而言，恰与新诗相反，还是处于上升的趋势，毋庸置疑。看来，新诗的“去音乐化” ，极端“自由化” ，以至“非诗化” ，正是为丛驱雀，为渊驱鱼，迫使许多诗爱者投入诗词的怀抱。

近30年来，新诗的衰落与诗词的复兴，正是一种“反向运动” 。

总上所言，20世纪的中国诗歌，走过了一条曲折复杂的道路。由于内部和外部的诸种原因，其成就与我们中华古老诗国的伟大传统相比，是极不相称的。季羡林生前曾一言以蔽之曰，新诗是一个失败，这从诗词打而不倒的顽强生命力也可以得到反证。若要总结历史教训，我以为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整个中国新诗违背了诗歌发展的客观规律，割断了民族的文化血脉，背离了诗歌的体裁优势与特征，也就既丧失了读者又丧失了自我，能不四顾茫然，穷途末路么？与此相反，诗词却在沉重的打击中缓过气来，显示了固有的活力，取得长足的进步。不过，我们不能对诗词的现状估计过高：她不仅不可能与前人的成就比美，而且前路漫漫，尚需艰苦跋涉。

八、新世纪初期中国诗歌的变数

目前，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就快终结了。中国诗歌的现状与世纪末相比，有不有变化，如果有，又有着怎样的变化呢？就我之观察，值得注意的有如下几端：

一是“二次革命”的发起。2003年，就在我们重庆，在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举办的第一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上，吕进和骆寒超先生针对新诗现状，登高一呼，石破天惊，举起了新诗“二次革命”的旗帜。所谓“二次革命”也者，就是说，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重要内容的文学革命，就诗歌而言，只是完成了载体的更新，即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变，而没有完成诗体的建设（其实，早在新诗初期，成仿吾就曾经形象地描述过她的状况：摧毁了旧的宫殿，却只留下残砖破瓦、荒废的庭院，而没有建起新的楼厦）。本此，他们鲜明地提出，新诗当前的要务是进行三个重建，即精神重建，诗体重建，传播方式重建，而诗体重建则包含三个内容：建立格律诗，改善自由诗，增多诗体。这是对于积重难返的新诗所下的一剂猛药。六年来，反对这一主张的自我感觉良好的那些新诗界人士虽然大有人在，但是它仍然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在即将举行的第三届论坛上，这一理论将得到深化。可以预期，在未来的日子里，它必将起到更大的作用，纠正新诗的弊端，促使其走上健康发展的正轨。

二是网络诗歌的兴起。

如今，到底有多少诗歌论坛，有多少网络诗人，简直无法统计。网络使发表的门槛高度降低到零公分，打破了诗歌报刊的垄断地位，使被排斥在诗歌大门之外的诗爱者有了自己的活动天地、交流平台、发言讲坛，真是功莫大焉。有些诗歌界的贵族老爷因此大有失落之感，心里好不酸楚。他们也不敢全盘否定，经常用的一个辩词是“泥沙俱下”。但是他们把持的园地却堂而皇之地栽培杂草！前年，声势浩大的恶搞赵丽华，声讨“梨花体”的行动，成为不满当前新诗现状的广大网民的盛大节日。除了提供发表、探讨园地外，网络还成为普及诗歌知识的工具和贮藏优秀诗歌的宝库，对于发展诗歌文化当然也是功德无量。我相信。久而久之，网络对于诗歌的发展必将起到日益巨大的作用、深远的影响，这是毫无疑义的。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网络诗歌对新诗与诗词一视同仁，而没有厚此薄彼的不公平现象。

三是格律体新诗的崛起。

建立格律体新诗（原称现代格律诗）是中国诗坛几代有识之士的梦想。创建新诗格律的努力早在1920年代就已经开始。但是除了新月派盛行的短暂时期外，它一直处在被忽视甚至被排挤的地位。如上所述，在1980年代，她又“再起”于诗坛。进入新世纪以来，拜网络所赐，她又进一步集结了队伍，壮大了力量，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在创作实践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显著的发展。其两大阵地是均以建立中国新诗格律为己任的“东方诗风”和“中国格律体新诗论坛”及其纸刊。除刊物外，还出版了“东方诗丛”和格律体新诗选集。他们可以说是新诗“二次革命”的生力军，已经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如今完全可以说，中国格律体新诗的雏形已经成型，其面目已经清晰可见。它的格律的构建，完全包含了诗歌自身的文体要素，承接中国古代诗词的传统，符合中国受众的欣赏心理，只不过自由诗的习惯力量实在太过强大，一时还难以风行于世罢了。历史上，一种崭新诗体的成熟，总是需要循序渐进，不可能一蹴而就。目前，格律体新诗以其理论与创作成果向人们昭示，期以时日，其前程无量已可断言，谓若不信，不妨拭目以待。

七、21世纪的中国诗歌版图

这是我写的《东方诗丛》第二辑总序的题目。我在此文中说，格律体新诗的复活与诗词的复兴，“这两个现象合起来看，也就是格律在诗歌领域的‘卷土重来’。”从当前的态势可以预测，这“来势”正当方兴未艾之时，与自由诗之每况愈下，不得人心，形成强烈的反差。何其芳早就说过，只有自由诗而没有格律诗，是一种不正常的“偏枯”状态；吕进进一步指出，格律诗是诗之正宗，自由诗充其量是一种“变体” 。诗歌生存的环境，也需要良好的生态。诗歌生态恶化的时间太久，程度太深，如今已经到了物极必反的时候了。“二次革命”适逢其时，实质上也就是改善诗歌生态的变革。待到“二次革命”成功之日，也就是诗歌生态改善之时。那时的中国诗坛会呈现一种什么样的面貌呢？会学形成一个这样的版图呢？我设想，如果从语言载体划分，就是白话诗与诗词两大块，白话诗占优势；白话诗内部，则分格律诗与自由诗两部分，格律诗占优势。若以诗歌形态来划分，则分为格律诗与自由诗两大块，格律诗占优势；格律诗内部，则分为新诗与诗词两部分，二者相辅相成。

关于这个“版图”问题，意已尽矣。但是我还想借此机会，谈谈我对自由诗与诗词发展方向之己见。我以为，自由诗面临的问题是“改善” ：就是改变目具体而言，则是要有鲜明的节奏，不要再视韵律为寇仇，为罪过，不过诗行的长短可以伸缩自如，押韵也无须那么严格而已。而诗词面临的问题是改革。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这是不证自明的公理。且不说内容，今人所写的诗词，必须表现今人的见闻与情感，而有异于古人。作为诗词载体的的文字当然也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地渐变。今天的诗词用语，最好是浅近的文言，避免古奥；方言俚语，只要不伤大雅，不违格律，尽可使用。今古语音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故用韵尽可依今；仄声已经消失于当代普通话，也不妨在其“新址”入户，而不必拘泥于“原籍 ” 。当然，愿意一仍其旧者，亦有其自由。实际上，目前诗词界已经尊奉“双轨制” ，各行其道，互不干扰，甚善！不过，要说发展趋势，我斗胆放言，新声韵恐怕会命长些。

20世纪的诗词至今备受歧视，没有享受公平的待遇：各种现代、当代文学史汗牛充栋，可诗词就没有入史的资格；国家级的文学大奖也没有诗词的份；各级作协大都没有把诗词的传承、发展而繁荣纳入自己的工作计划、议事日程。相信这些问题在新的世纪里都会逐步解决。

还需要说明，这个“版图”问题，只谈诗体，而没有涉及题材、风格、流派、技巧以及诗人学养、襟抱等等对于所有诗歌都普遍相关的问题。过去经常批评“形式至上”、形式主义，而不懂得对于诗歌而言，形式也是其内容，其重要性甚至会达到“性命攸关”的程度！新诗“狗嫌猪不爱”的处境就证明这不是言过其实。“形式也是诗歌的内容”，这可是吕进的创见，而不是我的发明。当前，新诗已经病入膏肓，简直到了“诗将不诗”的地步，如果不完成新诗的“诗体重建”和“精神重建 ” ，说这个危重病人“预后不良”决非危言耸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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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鹃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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