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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有可解,有不可解、不必解,多年前,济南七亩园文化沙龙在诗歌议题中就有过诗歌“再现”与“表现”的大讨论,因为艺术理想、审美观念分歧而产生的论争言犹在耳,但现在看,当时忽略了诗的“隐现”,既然诗是心灵的事业,从美学角度说,隐现应该更接近于诗。 写诗,贵在善于处理虚与实,即象与现,二者距离近了是再现,距离远了是表现,若是远得望不见了,如司空图“不着一字,尽得风流”,重在写神,则是隐现。
诗之再现是通过客观的描写、叙述等,让旧有的事物准确、形象地展现在笔端,再现当然是艺术再现,而非泥于实际、只做生活的搬运工,但在诗之写作中真要这样要求也非易事。 诗之表现,主要还是想把艺术和现实生活拉开,以表现主观情意为主,“情”乃艺术之根,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表现主要以“象”取胜,当然,这个“象”也不容易寻,如庞德所言“一个人与其在一生中写浩瀚的著作,还不如在一生中呈现一个意象”。 诗之隐现呢?是要隐“象”,意象藏而不露,“味在酸咸之外”。在山水诗人孔孚先生看来,“有象”便是有规定,那还是窄的,“无象”却是无限大,他在《复王尔碑》的信中说,“平常心,家常语,而又深不可测,方是至境。这是很难很难的。”我想这个深不可测就是隐现。
作为“新隐逸派”的代表诗人,孔孚推崇东方神秘主义,推崇“抟虚”,以为自己比唐代王维走得还远,在他看来,“东方神秘主义将不止否定现实主义之‘再现’,也将否定现代主义之‘表现’;而取‘隐现’。就其‘超脱’‘纯净’而言,它有些类似‘超现实主义’”。 孙静轩先生和孔孚同为当年济南文坛四大才子之一,孙静轩后来调往四川,他认为孔孚搞隐现有点过头,在给后者的信中讲了一个故事,说名画《深山藏古寺》并没有出现寺庙,却画了和尚,有了和尚,人们才会联想到山中必有寺庙,现在你搞的这个隐现,连和尚也没有了,那恐怕就无从想象了。孔孚回信反驳说,“这个问题,我想最好还是留给画家来回答。要说诗,可以肯定,是用不着什么和尚来引路的。王维藏香积寺,就没有让和尚露面,他是以深山闻钟隐现。”并在后面不客气地批评说,“我总以为,你的天赋未能得到充分发挥,诗没有写得上去,出大新,主要原因就在于你至今对此尚缺乏深切认识。”孙静轩读到此信很窝火,回复说为了友谊,就什么也不说了。孔孚回信说你“好糊涂”,没听说真正艺术间的论争,会影响到友情?你把话痛痛快快倒出来为诗坛添一点生气,不是很好么? 笔者在这儿不惜笔墨搬出旧案,要说的无非是再现、表现和隐现之间的论争问题,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吧。孔孚推崇司空图、严羽、王士祯,自然也受了西方象征派诗人的影响。——马拉美就说“诗写出来,原就是叫人一点一点地去猜”。在我看来,隐现更适于写山水诗、写心情、写事物的内部、写隐秘世界,但若是除此之外的题材,因了玩得深,因了隐现造成的晦涩就会很多,误读或多数读者读不懂也将更多,这就成了问题,这也是孙静轩所担心的地方。孔孚对这一点是这么回答的,“说实话,我从没敢想,我的诗能为中国人民的‘大多数’接受。”如此说来,他所面对的诗歌读者只是小众,写的并不是大众化的诗,隐得深了,隐得远了,就曲高和寡了,读者就越发少了。 再现、表现和隐现是一步一步往深里走,往艺术的顶峰上攀,三者不是孤立更不是对立,表情达意既要看叙说的内容,又要考虑转着弯说的艺术技巧,这就看诗人们如何理解诗如何深入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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