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叙事长诗《一带一路·华夏神州》创作琐论
历史诗必须有现代性，价值观、道德、情感必须灌注于诗中，对未来的期许也是不可或缺的。古今中外人类具有主体之相通性。
文学关注历史应是当下的大课题，文艺复兴必将伴随国运的复兴，中国未来可期。
只要我们回到历史，诗歌就能获取不竭的源泉。除了汉、明，唐、宋也是可歌可赞，杰出人物辈出的时代。个人的才智和精力真是望洋兴叹哪。
世界是多面体、矛盾体，问题不断出现，问题也不断解决。事物的因果关系永远是相辅相成的。归根结底，所有显性的、表象的结果，来自于深厚的社会土壤。一切政治的、经济的、社会问题的根源说到底是文化的问题。文化又有诸多问题：媚俗、肤浅、世俗化、功利化、奶头幻觉、暴力美学、享乐化倾向……文化问题的根源其实是信仰的问题。要重塑信仰，必须溯源。必须发现解读民族的核心血脉，必须向古代的先贤学习，向古今中外的先进思想寻求良方：易经、儒释道、中庸、和为贵……舍末逐本，返璞归真。
不是反对诗歌使用一些小的智巧，语言上的貌似机敏，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诗歌在某些“权威”媒体和个人的鼓噪下，过于推崇所谓的口语化倾向，卖弄互相传抄的所谓现代感，浮光掠影，思想肤浅。使诗歌实际上一直游离于主流生活之外，诗人的地位一落千丈，被人称为诗人变成了一件让人脸红的事。诗歌必须真实的反映时代与人性，必须是哲学家、艺术家。诗歌必须回到前列，引领生活，引领社会，做精神的火炬，使民族重回古典式的诗意，使生活充满诗意，使人性充满诗意与崇高。
多一些叙事史诗是文学的要求，像《木兰辞》，荷马史诗。卫青、霍去病是真正的民族英雄，配得上叙事史诗。我们对历史上的英雄人物还做得太少。
莎士比亚对西方历史有多重要，我们文学对历史的介入就有多重要。希望更多的诗人、小说家、戏剧家加入参与。
中国历史上不乏英雄，勇敢、忠义、爱国、坚韧、豁达…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这些精神对民族魂的重铸再塑依然意义重大。
中国在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完全可以征服世界上一半的国家并将它们全部纳入中国的版图，然而古代中国秉持和平修好、互通有无的国策，贸易与交流，促进了世界文明的进步和发展，这对当今世界皆为有益的启示。
我们每一个特定的个体都从古代化出，从战争的角度，今人堪称幸存者；从文化的角度，今人浸淫于古代的文明；从进化的角度，则需要鉴古出新。首先是了解、研究，之后是分析提炼，推陈出新。当今世界，暗流涌动，许多国外的政客张皇失措，目光短浅。没有基于历史纵深的深邃智慧，没有继往开来的前瞻性洞察，世界陷入混乱与战争的泥潭不是没有可能的。我们相信中国的力量对世界和平的主导引领，我们相信中国成熟绵厚的中庸哲学能化解矛盾与冲突。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开拓的航向还将前行、扩散以至无远弗届。
中国文明上下7000年早已是不争的事实。早期人类的文明程度相当高，高得超出人们的想象。而且人类早期的传说有很多相通性，说明世界文明的交流和互动是与生俱来的，我们甚至还可以大胆地揣测世界宗教同源说。科学的发展已经证实，人是被设计的，人是科学高度发达的产物。那就说明人的许多行为是被规定的，人的思想、情感、领悟力、价值观、美丑观、道德观等高级思维和情感特征是具有一致性、共通性的。这是世界和平的基础。人类没有理由活在一个互相倾轧、互相敌视的世界。我们如果深谙历史，就会越来越发现汉武帝刘彻和明朝永乐大帝的伟大，这两个伟大的帝王，他们太想了解世界的全部，他们太想让其他的人类了解中华帝国、中华文化。但人类对陌生领域、陌生人的防备与敌视是天然的，这是出于保护自己不受侵害的天然心理，无可厚非。所以帝王在武装力量的强大保护下，逐步打通世界地域的壁垒，不能不说是划时代意义的。即使从这一个层面而言，一带一路的壮举也是可歌可泣的。而且可以说，真正的世界大同是从汉武帝和永乐大帝开始的。
关于诗歌的个性与共性。人的个性由DNA、遗传、后天的家庭与社会环境、知识结构等合成，诗的个性与人的个性基本重合。当然性格和诗的特质的表现形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性格可能反映在态度、语言、认知、举止方面，而诗的个性则体现在用词习惯、诗句的排列方式、偏重的主题、逻辑关系、思想的深度、知识的构成等要素。像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人拜伦、普希金等，是个性鲜明的诗人，中国古代诗人屈原、李白也是诗歌个性突出的典型人物。他们的行事作风与诗歌特质高度一致，是淋漓尽致的纯诗人。德国大诗人歌德的诗歌特质却又不同，歌德的诗歌整体形象鲜明，是个完满的系统。他的个性隐藏在理智、理性、学术、哲学和对感情的得体控制中。因此，人的个性与诗的个性可以重合，诗的个性也可以独立于性格之外。民族、语言、习俗、文化特质则是诗的共性，同一个时代的诗人必有其共性，同一个民族的诗人必有其共性。共性会淹没一大批的、绝大多数的诗人，只有少数的诗人会因为突出的诗歌个性脱颖而出。才华其实是由思考的深度、语言的提炼和组合能力、人性中的善和诗意等诸要素体现的。人的多样性决定了才华的参差，一些好的诗歌会逐步浮出水面，像荷花一样次第开放。大部分的写作者变成爱好者，会游离于诗歌的专业之外。每个时代都有它的“《唐诗三百首》”，没有被收录的诗人注定了要被时间遗忘。这并不是他们的不幸，只是他们不适合写诗而已，既不影响他们乐在其中，也不影响他们在别的行业或专业门类出类拔萃。历史上的类似例子不胜枚举。所以，有志于此的诗人要么是用广博的知识和深刻的思考，完成自己的思想和美学体系，重构一个诗歌系统，汲汲于知识分子写作；要么就拼才气做好情感的技巧抒发或迎合时尚的需要写一些歌词、做一些时事的感悟甚或是某些鞭挞的噱头，足可以炫诗名于一时。当然也不排除有不世出的天才诗人，他们生就敏感、细腻，对语言着迷，写出一两首就可以扬名天下并名利兼得，一辈子躲在一两首诗里优游自在。回到严肃的主题，回顾新诗百年，是否与世界现代诗歌的整体水平上有差距，我们这一代如何回归诗的本质，从民族文化复兴的高度，以诗的文学样式写出真正的本我，提炼时代的本质，为大众立言，为人类的前景发声，写出无愧于生命、无愧于民族、无愧于时代的诗歌。
关于诗歌的语言。对于现代派诗歌的中国化，有些当代诗歌创作者过于偏重于诗歌语言的创新，有些出色者做得足够高明，阅读时确实带来一种语言的快感，但是读时绝对不能明了句子的意思，读完也不理解整首诗的立意。实际上写作者除了玩弄语言的奇幻、奇崛组合、生造语词、为象征而象征、为通感而通感之外，什么也没有。
中国现代诗就是白话文诗。白话文写作在明清小说就已经发轫了，说明文学需要普通人可以读懂，需要去影响绝大多数人。白话文也可以阐明深刻的哲理和宏大的历史命题，中国现当代小说、西方文学的翻译都是白话文。这并不会影响托尔斯泰还是托尔斯泰，巴尔扎克还是巴尔扎克。语言的原义就是表达意思，文学的原义就是表达思想。哲学则通过语言总结规律。那么诗歌的语言原义必定是抵达美、善、真。不然要诗歌干什么？好的诗歌的标准非常清晰：是否表达了三者或者三者之一。至于诗歌语言的其它要求，看看大学文学院教授写的论文即可，明快、准确、奇崛、清新、哀婉、幽默、抒发等等，全对。还是主张诗人完成一些必要的阅读再写诗。
（严观，深圳人, 籍贯湖南省，生于1962年2月，文学学士，管理硕士，现居沈阳。著名文物收藏鉴赏家。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社会文物保护专项基金管委会副秘书长; 中国文化艺术人才管理中心艺术品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宣部城乡统筹发展研究中心内参调研员；沈阳皇朝珍宝文化艺术品有限公司、北京成化艺术品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两部诗集; 有诗作在《诗刊》、《辽宁日报》、《吉林日报》、《作品》、《作家》、广东电视台（音画诗歌) 、美国《侨报》等多种媒体发表。作品收入多种选本。2004 年曾获《长江文艺》年度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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